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政府對貿易實行了嚴格的管制，以保證外匯用于購買食物和戰爭物資。許多國家將這種管制延續到戰后，以便將稀缺的外匯用于重建家園。美國作為世界政治和經濟的新領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積極倡導貿易自由化，具體表現為：一是建立促進自由貿易的國際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在1947—1962年五輪貿易談判中，在關貿總協定的主持下，共降低關稅35%。根據1962年擴大貿易法的授權，美國發起了第六輪談判即肯尼迪回合，談判于1967年結束，產生了一項減讓工業品平均關稅稅率的協議，到1972年底，該協議獲得了完全的執行，發達國家對工業品征收的平均關稅稅率已低于35%。二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一體化發展。歐洲經濟共同體對內取消關稅，對外通過談判達成關稅減讓的協議，導致了關稅的大幅度的下降。三是普遍優惠制度的實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為了改善貿易條件，增加外匯收入，要求發達國家對其出口商品給予關稅優惠待遇。經過長期的斗爭，終于在1968年第二屆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上通過了普惠制決議。自1971年7月1日起，發達國家對于來自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給予普遍的、非歧視的和非互惠的關稅優惠。四是放寬或逐步取消了進口限額、外匯管制等非關稅壁壘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戰后出現的貿易自由化傾向和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由英國等少數國家倡導的自由貿易不同。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自由貿易反映了英國工業資產階級資本自由擴張的利益與要求，代表了資本主義上升階段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而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傾向是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日益加強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它主要反映了壟斷資本的利益，是世界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和保護貿易政策相結合，是一種有選擇的貿易自由化。在具體實行中，這種自由化政策形成了這樣的趨勢：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自由化程度超過農產品；機器設備一類資本品的貿易自由化超過工業消費品；區域性經濟集團內部的貿易自由化超過其外部；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自由化超過發展中國家。因此，這種貿易自由化傾向發展并不平衡，甚至是不穩定的。當本國的經濟利益受到威脅時，保護貿易傾向必然重新抬頭。
